母亲守护晕倒儿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

法律法规网消息  母亲是一个人在世界上最亲近最信赖的人。她们用一生的时间去爱护自己的孩子。父母在人生尚有归途。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词语了、

2018年1月16日，山东省济南市，16日上午10点左右，在北园大街与济泺路交叉口南侧辅道，一位老人坐在道路中央，身旁一名男子仰卧在地，头部枕在老人的腿上，老人不停的按压和按摩男子的头部。过往市民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，老人说躺在地上的是他的儿子，因坐车时间太长有点晕，躺在地上休息一会，拒绝了市民的帮助。就这样，老人支撑着男子的头部，静静的等待儿子醒来。记者上前询问得知，男子今年32岁，家住德州晏城，数年前因工伤至残，丧失了劳动能力，没有了经济来源导致家庭贫困，只好和66岁的母亲一起到济南谋生，因身着褴褛常被人误认为是流浪人员。10分钟后，男子逐渐醒过来，老人起身将拐杖递给男子，准备将其拉起来，可男子却怎么也站不起来，这时两位市民赶紧上前，将男子搀扶起来，老人一手拄着拐杖，另一手搀着男子，母子俩佝偻着腰一步一挪的离开。今天是准备乘坐公交车回齐河老家，路上劳累晕倒了，母亲怕麻烦也怕别人误解，只好拒绝了别人的帮助

江歌案开庭第四日，江歌母亲当场晕倒

12月14日，江歌案开庭第四日，辩方律师问陈世峰：“你觉得江歌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人间的？”陈世峰开始哽咽，哭泣说：“江歌一定说，我不想死，我有妈妈，有人救救我吗？妈妈，对不起。”陈世峰律师也开始哭泣。陈世峰说对于江歌妈妈发起要求他死刑的签名征集活动，他哽咽很久说，“24年，24年把女儿辛苦拉扯大，对女儿怀有美好幻想，对未来的希望。结果这样被我刺死了，江歌妈妈肯定很悲伤很痛苦，她一定恨死我了。”江歌母亲听到，闭着眼睛摇头。陈世峰说写过很多次道歉信给江歌家人，律师让他提交，但是“现在站在法院上，这是我唯一和江歌母亲的见面机会，我想当面跟她道歉”。12月15日，江母出庭念陈情书称：“我不觉得他（陈世峰）在反省。”陈世峰说，“我犯了这么大的罪，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赔一条命。如果可以，我愿意尽全力赔偿。”江歌妈妈突然情绪激动，她说：“还我女儿，用你的命来赔！”后当庭晕倒。双方的情绪表现会对此案量刑有影响么？最终决定量刑的到底是哪些因素呢？

首先，从体系方面来看 日本和中国都借鉴德法 属于大陆法系,有自己的宪法典。但是两个国家法律是有很大差别的。

日本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是战后制定的，是控辩式，更多是学美国的，

其刑法主要为，裁判员制度。不同于大陆法系的参审制，也有别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制。它是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。

从普通国民中随机选任裁判员，让其与法官共同参与刑事诉讼程序，对特定范围的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的国民参与司法制度。

如果对被告人的量刑意见不一致，法官和裁判员双方各自的意见都无法超过半数时，合议庭应当以最不利于被告人意见的人数，顺次算人次不利于被告人意见的人数，直到同时包含有法官和裁判员双方意见的过半数，并由以其中最有利于被告人的意见决定。例如，如果6位裁判员的意见都是死刑，3位法官的意见全部是无期徒刑。虽然死刑意见过半数，但是，因为其中未包含有法官的意见，所以，应当将死刑的意见全部并入无期徒刑意见中，最终判决被告人无期徒刑。

从上诉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第一，裁判员是普通国民，第二，裁判员对量刑意见是有很大的作用的。

作为没有经过严苛法学训练的裁判员其实是很容易被情绪左右的，

何况，据我询问一个华裔日本在职律师，法官会很看重被告人反省的姿态，尤其陈的律师哭泣，更可能也是一种战术，提醒当事人适当该哭了，使用得当可以有很好效果。

这一点其实也和中国类似，甚至在我国量刑参考意见中，

所以如果哭泣得当，当庭认罪，可以说，是肯定有用的。能够取得被害人谅解会更加降低处罚。

即便这样，我本人依然希望日本法律能给陈世峰判以死刑，以告江歌在天之灵，以慰江母在地之劳。江歌母亲曾经说过，像陈世峰/刘鑫这样自私自利，蔑视生命的人来说，只有判处死刑，当他们真的要面对死亡的时候，陈世峰之流才能真正体会到生命的珍贵和生命的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