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件名称:新中国前30年，圆了我上学和当教员的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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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我的逐梦之旅（上）——
新中国前30年，圆了我上学和当教员的梦
退休干部 黄振奇
1931年3月18日，我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羊草沟村。在我半岁的时候，日本侵略者发动了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我母亲抱着我逃难。此后整个东北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，1932年建立了由日寇掌控的伪政权——满洲国，我们就成了亡国奴。在伪满洲国期间，虽然也断断续续地读到小学毕业，但接受的是奴化教育，对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知之甚少。1945年日本“八一五”无条件投降之前，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。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我们村时，我还是一位农民，正在自家的场院里打场，即为收获的粮食脱粒。当时我已经18岁了，这个年龄段应该是高中毕业了，但学历只是小学毕业，当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上中学。
想上中学，可我村附近并没有中学，只在新民县城才有中学，我家离新民县城有100华里，到新民县读中学必须住宿，由于家庭贫困拿不出上中学的食宿费用。后来听说新民师范学校在1949年已恢复招生，并且学生的食宿是公费，于是在1950年3月考入新民师范的初师部（相当于初中），初师毕业后，就可以当小学教员了。在新民师范初师部读了两年半，没等初师毕业，学校领导在1952年9月就提前把我调出来参加工作，任生活辅导员。到年底学校总结1952年工作时，我被评为“先进工作者”，195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53年9月调到新成立的新民县一中从事人事工作，一直到1955年8月。在新民师范和新民一中工作期间，看到有许多教师是大学毕业，而自己是初师尚未毕业，在中学工作学历太低，只能当职员，不能当教员，发展前景有限，于是就产生了要上大学和当中学教员的想法。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发布招生简章，要招收有三年实际工作经历的调干生，如果考入人大成为一名大学生，每月可以领到24元的助学金。由于我是1952年9月参加工作，到1955年暑假正好是三年，符合人民大学招生的要求，虽然上学后学校发给的助学金比原来的工资要少一些，按当时的物价还是足够个人开销，于是决定报考中国人民大学，而新民一中的学校领导也支持此事。
为了应对高考，我借了几册高中三年级的课本，自己学习准备，不懂的地方向学校有关老师请教。到考试的时候我发现，有的考试题目还是比较难的，例如作文的题目是“苛政猛于虎”，后来听人说在高中课本中有一篇课文的题目就是“苛政猛于虎”，由于我没有读过高中，没看到过这篇课文。当时只好根据对考题的字面理解，写了一篇短文。很幸运，我还是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了，录取名单发表在当时的《东北日报》上。
1955年9月至1959年8月，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机械专业学习。1955年我已经24岁了，在正常情况下，22岁就应该是大学本科毕业了，我这时刚读本科一年级，整整晚了六年。能上大学机会难得，晚上大学自然要奋起直追。1956年我在本科一年级被评为“三好学生”，1959年以四年各科考试成绩全优本科毕业。工业经济系本科毕业后，学校免考，直接把我分配到经济系攻读研究生，研究生的助学金每月48元。1959年9月至1962年8月，我在经济系攻读研究生，主要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，在此期间，研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，如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、恩格斯的《反杜林论》、列宁的《帝国主义论》、斯大林的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》等。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，提高了思想境界，开拓了视野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、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、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胜利、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如何发展，都有了较多的认知和理解。综上所述，我读中学、上大学、读研究生都是政府公费，并且不仅是能当中、小学教员，甚至可以成为一名大学教员了。我原本是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，能走到这一步，是新中国圆了我上学和当老师的梦想。
1962年研究生毕业，我留校担任经济系教员。当时我国还没有实行学位制，研究生毕业后当教员，职称被评定为助教，月工资是62元。助教不能给学生上大课，只能协助讲师或教授，为学生的学习做辅导。记得最初当助教是协助一位讲师，给统计系和财贸系的学生教政治经济学课程。讲师给学生上大课，我也跟着旁听，晚自习时间学生对课程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找我辅导。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助教期间，除了搞好教学，还用较多时间，继续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，特别是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。仔细通读《资本论》三卷本，同时重视学习国内外学者编写的讲授《资本论》的教材，并做了读书笔记。这为后来到北京大学讲授《资本论》课程，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在此期间，我还没有公开发表过学术论文。1966年5月，发生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学生不上课了，教学也停止了，我这个助教也没来得及晋升为讲师，从此就和大家一起参加“文革”运动。
1970年，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，需要一批比较年轻的教员给他们讲课，当时中国人民大学还没有恢复招生，1970年底，就把我调到北京大学经济系当教员，任《资本论》教学组组长，从事《资本论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。我与北京大学《资本论》教学组的同志们合作编写了教材《资本论释义》（我写了约七万字的初稿），1980年全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在北京大学经济系除了给工农兵学员讲《资本论》课程外，还与同学们一起参加在北京郊区几个县的长途步行拉练活动，也去过农村人民公社参加劳动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；并带领部分同学到北京东安商场实习，调查了解服装的价格，还曾到北京红都服装厂参观学习。完成给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教学任务后，学校把我安排到北京大学校办厂劳动，因为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时没下放过干校，到校办厂是要补上干校劳动那一课。
1975年初，国务院成立工资理论研究小组，主要针对职工工资长期停滞，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状况，研究按劳分配理论和工资制度整顿问题。工资理论研究小组由纪登奎副总理领导，办公地点设在国家计划委员会，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具体主持，研究小组成员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抽调。要教育部出两名，一位搞工资实际工作的，一位是研究工资理论的，教育部没有人研究工资理论，于是向北京大学借调。当时我正在校办厂劳动，没有教学任务，学校就把我借调给教育部，我和教育部另外一位同志代表部里参加工资理论小组。工资理论小组成员近30人，其中有胡绳、吴冷西、于光远、龚士其等著名专家。在工资理论小组工作期间，我主要研究脑力劳动者（教师）的工资分配原则。后来由于“四人帮”的捣乱，工资理论研究小组不到一年就被解散。国家计委从工资理论研究小组选留几位同志，并从社科院借调刘国光等学者，组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，于光远担任所长，我是成员之一，此后一直在国家计委工作。
1976年9月9日，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逝世。“四人帮”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。10月6日晚，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，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。打倒“四人帮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，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，为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创造了政治前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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